放弃北京三甲医院,我去新加坡做了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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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杂志2019.10.22我想分享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道路上有许多岔路,面临许多选择。

2010年夏天,我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了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我拒绝了北京一家顶级医院的邀请,扛着行李,独自去了祖国的南门广州。我想看不同的风景,在这里遇见一群不同的人。

当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时,我成功地进入了一家综合实力排名前三的肿瘤医院,尽管这家医院一直被称为“难以进入” 一流的平台,优秀的领导,友好的同事,当然,广州温和的气候和世界闻名的美食.如此好的条件似乎使我应该安定下来,过上稳定舒适的“安全”生活 然而,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我开始“焦躁不安”

在康科德,我们的会议有100多人。毕业后,90%以上的人成为临床医生,其中80%的人去了三个一线城市贝上官格的3A医院,其余的去了一些二线城市。 其他学生去国外行医,包括美国、德国、新加坡和其他地方

那是2011年的国庆节黄金周,我记得很清楚。

一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开始写微博。突然,一条消息传了出来:“再见,北京!再见,祖国!新加坡,我们来了!”

这是我同学l发来的信息,发生了什么事?经询问,他和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从北京的一家3A医院辞职,开始了去新加坡的旅程。 那一刻,我觉得我内心有东西被点燃了:我也想出去看看!

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就像失控的野草。 我不想继续呆在医院里,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我对自己和家人说了这些,并成功地说服了他们。 拥有一个支持的家庭总是如此珍贵。

我是一个活动家,我一想到它就会行动 我在微博上联系了我的同学l,详细询问了他在新加坡申请行医的过程。我甚至没有等到国庆黄金周开始准备。 我也非常热情,帮助我联系了新加坡卫生部负责人丹尼尔,他在中国招募年轻医生。

我不禁钦佩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员的效率:他们在发邮件后一小时内收到了回复,并很快提供了详细的后续指导方针。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和中国没有时差,对吗?哈哈 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准备了材料,通过了新加坡的资格考试,去上海参加面试,得到了录用通知,然后准备了托福考试,准备了各种文件,并递交了辞职信去肿瘤医院办理辞职手续。最后,2012年9月18日,我登上了从上海飞往新加坡的飞机

我选择在2010年离开北京去广州

2012年,我选择再次离开广州,去新加坡,一个在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赤道上的小国。

新加坡新来的

新加坡,也被称为狮子城,于1965年正式独立。它的土地面积只有北京的1/24或广州的1/11。 虽然新加坡很小,但在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成为上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之一。 医疗保健与国民福利密切相关,一直是政府关注的焦点。新加坡政府早就认识到,在经济高度发达后,当地医疗资源的供需与预期寿命的增长和社会老龄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早在2010年左右,它就增加了对医学教育的投资,在新加坡原有医学院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三所医学院。另一方面,我们正大力从海外,包括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地招聘医学毕业生或年轻医生来工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和我的同学来到了新加坡。

当你刚来这里时,你总是会经历各种失调。

语言是第一层 尽管超过70%的新加坡居民是中国人,但英语是官方语言,尤其是在医疗系统中。 虽然中国从小学到中学和大学都教英语,在来新加坡之前也学过托福,但这和实际的日常应用还是有差距的。 医学领域有很多专业词汇,加上新加坡特有的新加坡英语。听和说是两个主要问题。

那时,最可怕的事情是在晚上打电话和接电话:半夜被剥夺睡眠的值班医生天生脾气暴躁。然后,如果病人的情况更紧急,如果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的新手医生,我几乎肯定会挨骂。其中,越凶的医生会直接尴尬:“让其他医生跟我说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不同的医疗系统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是第二层次 在新加坡的第一个月,我被分配到新加坡最大的公立医院新加坡中央医院的普通外科。这个部门一直以工作量大、压力大和资历低的不友好医生而闻名。当然,它的综合临床和教学质量在新加坡确实首屈一指。 我被分配到血管外科这个专业小组 起初,我以为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也经历了血管外科手术。我没有完全失明。谁知道这里的病人情况和疾病谱与中国前三名完全不同

国内医院外科系统收治的大多数住院患者都是从门诊诊所中挑选出来的“合适”患者,即手术适应症明确、基本身体状况良好、无特别复杂并发症的患者,均通过手术入院。 然而,90多岁并患有各种慢性病的患者仍然需要住院进行主动脉瘤支架植入术。患有常见外周血管疾病、并发复发性伤口感染的患者也在接受透析治疗,动静脉瘘有时使用不良。一次又一次住院接受抗感染治疗的患者基本上不仅仅是“血管手术” 作为一名管床住院医师,我想做每件事都要详细,并且一次掌握各种内部和手术情况。

此外,理疗、职业治疗和言语治疗是西方国家成熟和标准的辅助医疗系统,医疗社会工作者(Medical Social worker)则专注于患者家庭的长期护理计划和财务状况,在新加坡当地医疗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医务社会工作者非常细致,甚至能够调解病人家庭内部的纠纷,例如谁来照顾病人,谁来支付长期医疗费用等。感觉像是中国居委会的阿姨,但这确实是一门系统科学专业。

请原谅我的无知。当我在中国工作和练习的时候,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手术后病人的康复可以分成这么小的部分:有些人专门负责走路和锻炼,并教家人如何把病人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把轮椅挪到汽车上。有些人关心如何吃饭、穿衣、刷牙、洗脸和上厕所。也有人关心什么时候只允许液体食物,什么时候增稠剂被逐渐添加到液体食物中,什么时候固体食物可以被超过。 此外,医务社会工作者会到医院了解家庭的实际情况,或在医院召开家庭会议,帮助家庭计划制定长期护理计划,以及如何向哪个组织申请何种类型的适当补贴或救济。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医疗体系中,单靠临床知识显然远远不足以做好自己的工作。 因为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医生需要始终处于整个调度位置的核心,知道什么时候使用什么资源,以便为病人获得最大的利益。

尼采说过,任何不能杀死你的东西最终都会让你变得更强。 在我工作的第一个月,我遇到了一位非常严格的主治医生。 也许我认为我把她领导的医疗队拖了回来。我什么都不知道,需要被教导。因此,我每天都骂她。 有时我不熟悉她在查房时说的一些英国药物的名字。我会让她重复或拼写它们。她在这种时候说的话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虽然她对我毫不留情,但我不得不承认,她对自己的专业工作非常果断,对病人的治疗非常耐心和温柔,这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我压力很大。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说,“我明天就辞职”.然而,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充满了斗志,让自己振作起来,继续努力,“我不能让这些人瞧不起我。” 实践证明,人们在压力下成长最快。

换成GP

忙碌时间总是很快,我在新加坡呆了七年。

七年后,我被转到了几家公立医院,并适应了这里的医疗系统。 然而,来新加坡行医的中国医生群体也在增长,从年初小猫有32名医生的时候开始,就有100多人。 我们应该知道新加坡所有的执业医生都只有一万出头

与此同时,政策的方向也开始改变。 新加坡新建的几所医学院和大学开始陆续有毕业生进入临床工作,对医生的需求不再短缺。因此,政府逐步减少入学名额,直至完全取消。

新加坡的医疗市场容量相对有限,因此政策制定者对每位专家每年需要多少名医生以及未来几年预计将建造多少所新医院来制造缺口有明确的计划。 热门部门自然挤满了人手短缺的人,竞争异常激烈。 起初,仍有一些中国医生可以作为外国人参加住院医师培训,但后来,如果他们不是永久居民或公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一开始,我就选择了最难的手术之一进行比赛,但我连续三年输了这场比赛。 拖延三年后,最好再次选择家庭医学,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培训和考试,成为全科医生。

2018年初,我从政府公立医院辞职,加入新加坡最大的私人医疗集团之一,成为一名私人全科医生。

新加坡的医疗资源分配非常有趣。严格的28条规则如下:初级保健,即全科医疗,由大约80%的私人诊所提供,只有20%由政府提供。同时,80%的专科诊所由公众提供,其余20%由私营部门提供。 因此,可以说,私人全科医疗服务是整个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的基石和看门人。大多数新加坡人可能很长时间不去看专家,但他们每年至少去看几次全科医生。 遍布新加坡岛的大小私人诊所,由于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就诊时间,已成为当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私人诊所的全科医生生活可以说是相当舒适的,待遇高,工作强度小。没有让许多医生头疼的科研压力,也没有医院通常的加班。 如果真的有加班,很多诊所都有详细的规定,每加班10分钟就会得到报酬,这显示了对医生劳动力的真正尊重和认可。

此外,多点实践政策在中国已多次讨论,并在近年逐步实施,在新加坡似乎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 只要他们是完全注册的医生,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执业范围内自由地在不同的诊所执业。 这也为“兼职医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本地市场:诊所运营商将公布市场上需要的诊所地点和时间段,而有空空闲时间的医生将选择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工作几个小时或半天。 医生和诊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真正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依赖关系。一方面,医生提供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他们提供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灵活掌握,决定每周工作20小时、45小时、甚至60小时或更长时间。

新的开始

生活是一场围攻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在大学的时候离开我的家乡,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人去北京学习。在家工作时,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像这样不合理,我决心飞得越来越高,出去看看世界。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虽然我已经获得了永久居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国籍,因为我越是看到广阔世界的繁荣和辉煌,我就越知道清洗中国的简单和意义。 毕竟,我的根仍然在我出生和长大的中国小镇。

他是一名临床医生,在国内外都有执业经历,所以他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医疗行业的现状。 从大数据、云计算到支持新医疗的人工智能的变化,从移动医疗到互联网智能医院的升级,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and health Commission)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以及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全国消费的升级对更快更好医疗的需求,可以说中国医疗行业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现在工作的新加坡医疗集团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在重庆和上海建立了两家独资医院,更不用说之前建立的连锁诊所了。 据我所知,美国和英国的其他几个大型医疗集团也在中国登陆。 至于当地的连锁品牌和医生团体,它们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新加坡,你会安心继续当一名营养丰富的医生,还是会积极拥抱变化,积极奉献自己,甚至为时代的变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又面临一个选择:左还是右?这一次,每个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结束-

2010年夏天,我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了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我拒绝了北京一家顶级医院的邀请,扛着行李,独自去了祖国的南门广州。我想看不同的风景,在这里遇见一群不同的人。

当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时,我成功地进入了一家综合实力排名前三的肿瘤医院,尽管这家医院一直被称为“难以进入” 一流的平台,优秀的领导,友好的同事,当然,广州温和的气候和世界闻名的美食.如此好的条件似乎使我应该安定下来,过上稳定舒适的“安全”生活 然而,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我开始“焦躁不安”

在康科德,我们的会议有100多人。毕业后,90%以上的人成为临床医生,其中80%的人去了三个一线城市贝上官格的3A医院,其余的去了一些二线城市。 其他学生去国外行医,包括美国、德国、新加坡和其他地方

那是2011年的国庆节黄金周,我记得很清楚。

一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开始写微博。突然,一条消息传了出来:“再见,北京!再见,祖国!新加坡,我们来了!”

这是我同学l发来的信息,发生了什么事?经询问,他和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从北京的一家3A医院辞职,开始了去新加坡的旅程。 那一刻,我觉得我内心有东西被点燃了:我也想出去看看!

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就像失控的野草。 我不想继续呆在医院里,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我对自己和家人说了这些,并成功地说服了他们。 拥有一个支持的家庭总是如此珍贵。

我是一个活动家,我一想到它就会行动 我在微博上联系了我的同学l,详细询问了他在新加坡申请行医的过程。我甚至没有等到国庆黄金周开始准备。 我也非常热情,帮助我联系了新加坡卫生部负责人丹尼尔,他在中国招募年轻医生。

我不禁钦佩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员的效率:他们在发邮件后一小时内收到了回复,并很快提供了详细的后续指导方针。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和中国没有时差,对吗?哈哈 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准备了材料,通过了新加坡的资格考试,去上海参加面试,得到了录用通知,然后准备了托福考试,准备了各种文件,并递交了辞职信去肿瘤医院办理辞职手续。最后,2012年9月18日,我登上了从上海飞往新加坡的飞机

我选择在2010年离开北京去广州

2012年,我选择再次离开广州,去新加坡,一个在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赤道上的小国。

新加坡新来的

新加坡,也称狮城,1965年正式独立,国土面积仅为北京的1/24,或广州的1/11。新加坡虽小,但在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即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国民福利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新加坡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本地医疗资源与经济高度发达后人均寿命延长、社会老龄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供需缺口,所以早在2010年前后就一方面加大医学教育投入,在本地原有一家医学院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到三家;另一方面大力从海外包括英国、澳洲、中国、印度、马来等地招募医学毕业生或是年轻医生前来工作。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新加坡。

初来乍到,总是会经历各种不适应。

语言是第一关。虽然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70%以上是华人,但英语才是官方语言,在医疗系统中更是如此。尽管在国内,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一直有英语课,来新加坡之前也考了托福,但是这和真正的日常应用还是有差距。而医学领域的专业词汇又特别多,再加上新加坡本地特殊口音的Singlish(新加坡英语),听和说真的是两大难题。

那个时候最怵的就是夜里值班时打电话和接电话:半夜里睡眠剥夺状态的值班医生们本来就脾气不好,然后如果病人的病情比较紧急,再碰上我这样新手上路、讲着磕磕绊绊英语的小医生,被骂几乎是一定的事情了……其中比较凶的医生还会直接让人特别尴尬难堪:“让别的医生来和我通电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不同的医疗体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冲突是第二关。我在新加坡工作的第一个月就被安排在了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新加坡中央医院的普通外科,该科室向来以工作量大、压力大、待低年资医生不友善而着称,当然它的综合临床和教学质量也的确是新加坡首屈一指。而我又被安排到了科室下面的血管外科这个专业组。刚开始我还想着自己好歹临床实习的时候也轮转过血管外科,不至于两眼一抹黑,谁知道这里的病人情况、疾病谱和国内大三甲完全不同。

国内医院外科系统收治的住院病人多是在门诊挑选过后的“合适”患者,也就是说手术指征明确,基础身体状况良好,没有特别复杂合并情况的,入院就是奔着手术来。而这里上到九十几岁、合并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依然要入院做主动脉瘤支架植入,下到普通外周血管病变的患者,合并反复伤口感染同时还进行着透析治疗、动静脉瘘时好时不好用,一次次入院抗感染治疗,基本就没有单纯只是“血管外科情况”的患者。作为管床住院医生的我要事无巨细、内外科各种情况一把抓。

除此之外,Physiotherapy(物理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职业治疗)和Speech therapy(语言治疗)等在西方国家已经成熟和标准的Paramedical(辅助医疗)系统,以及关注于患者家庭长期护理计划和财务状况的Medical Social worker(医疗社工)在新加坡的本地医疗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作用。其中,医疗社工细致到甚至会调解患者家庭内部纠纷,比如谁来照顾患者、谁来支付长期的医疗费用等等感觉就像中国的居委会大妈,但这确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专业。

请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国内工作和实习的时候,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广州,都完全没有听说过上面这些东西,完全不知道患者手术后的康复原来可以分的这么细:有人专门管怎么走路、运动,教家属如何把患者从床上搬到轮椅上,轮椅上搬到轿车上;有人管怎么吃饭、穿衣、刷牙洗脸上厕所;还有人管什么时候只可以进流食,什么时候在流食中逐渐添加增稠剂,什么时候可以过度到固体食物。更不知道,医疗社工会上门访谈了解家庭的实际情况,或是在医院召开家庭会议,帮助家人规划长期的看护计划以及如何向什么机构申请什么类型合适的补助或救济。在这样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医疗系统中要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单有临床知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医生在这一切过程中需要一直处于核心的统筹调度位置,要知道什么时候动用什么资源,从而为患者获取最大利益。

尼采说过,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工作的第一个月,我碰到的一个主治医生,真的非常严厉。可能是觉得我拖她带领的医疗小组的后腿了,什么都不懂,需要教,所以每天都是各种呵斥。我有时对她查房说的一些英文药物名称不熟悉,会请她重复,或是拼写,她在这种时候说的话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虽然对我一点不留情面,但是不得不承认,她专业上雷厉风行很有决断力,对待患者时又非常耐心温柔,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压力很大,每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明天就辞职不干了”……然而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又是斗志满满的给自己鼓劲加油,继续努力“不能让这帮人小瞧了”。实践证明,人果然在有压力的时候才成长得最快。

转行GP

忙起来的时间总是飞快,一转眼我已经在新加坡待了七年。

七年间,我轮转了好几个公立医院,已经适应这里的医疗系统了。而中国来新加坡行医的医生团体也日益壮大,从最开始小猫三两只到现在有一百多号人。要知道整个新加坡所有执业医生也就才一万出头。

与此同时,政策的风向也在开始转变。新加坡自建的几所新医学院校都开始有毕业生陆续进入临床工作,对医生的需求不再紧缺,所以政府逐渐减少了招收名额直至完全取消。

新加坡的医疗市场容量比较有限,所以政策制定者们对于每年每个专科需要多少医生、预期未来几年会新建几所医院从而产生多少缺口都有着明确的规划。那些热门的科室自然是僧多粥少,竞争格外激烈。刚开始还有一些中国医生以着外国人的身份就能match上住院医生培训,但是到了后来,如果不是永久居民或是公民,几乎就不再可能。我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难度最大的外科之一进行match,可是连续三年都落选了。无奈蹉跎了三年,最好只好重新选择了家庭医学,并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完成了相应的培训和考试,成为了一名全科医生。

2018年初我从政府公立医院辞职,加入新加坡本地最大的私立医疗集团之一,成为了一名私立全科医生。

新加坡的医疗资源配置很有意思,严格的二八法则:初级医疗也就是全科方面,大约80%由私立诊所提供,只有20%由政府公立提供;与此同时,专科诊疗则80%是公立提供,私立只占剩余的20%。因此可以说私立全科服务是整个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基石和守门人,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去看一次专科医生,但是一年至少会去看几次全科。遍布新加坡全岛各处大大小小的私立诊所集团,以它们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和就诊时间的灵活性,成为了本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私立诊所的GP生活可以说是相当舒适,待遇很高,工作强度也不大,没有了让很多医生都头疼的科研压力,也没有了医院惯常的值班加班。如果真的有工作超时,很多诊所都有详细的规定,每超时10分钟都有相应的报酬,对医生的劳动力是真真正正的尊重和认可。

除此之外,多点执业这个在国内一直被反复讨论并在近年才开始逐渐落地的政策,在新加坡却一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只要是完全注册的医生,在自己执业范围内都可以自由去不同的诊所执业。这也催生了本地一个很大的“兼职医生”市场:诊所运营者会在市场上放出有需求的诊所地点和时段,而有空余时间的医生则会从中选择自己方便的前去工作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医生和诊所之间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而非依附关系,一方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一方则是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场所。医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灵活掌握,决定每周是工作20个小时,还是45小时,甚至60小时或更多。

新的开始

人生就是一个围城。

年少的时候上大学就想着要离开家乡远远的,所以选择了一个人去北京读书;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总觉得有这样那样不合理的地方,一心想着要飞得更高更远,要出来看看世界;在国外生活了这么些年,虽然早已经拿到了永久居民,但是从来没想过转换国籍,因为越是看尽了大千世界的繁华炫丽,越是懂得洗净铅华背后的朴素隽永。毕竟,我的根还在中国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城。

自己是临床医生,又在国内外都执业过,所以一直对国内医疗行业的现状很关注。看到从大数据、云计算到人工智能赋能新医疗的变革,看到从移动医疗到互联网智慧医院的升级,看到国家卫健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更看到新中产的崛起和整个国民的消费升级对更快更好医疗的需求,可以说中国的医疗产业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我目前工作的新加坡医疗集团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建成了两所独资的医院,更不用说早在那之前已经布局的连锁诊所。而其它几个我了解的美国和英国的大医疗集团亦也在中国抢滩登陆。至于本土的连锁品牌和医生集团在过去几年里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这是一个崭新大时代的开端。

是安心在新加坡继续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还是积极拥抱变化,主动投身甚至为时代的变化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呢?

我又一次面临着选择:向左还是向右?而这一次,所有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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